「客觀」只是一種錯覺

「你開車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喜劇演員George Carlin說，「任何開得比你慢的人都是笨蛋，任何開得比你快的人都是瘋子？」

的確如此。如果你想一想卡林的俏皮話，你會發現你根據自己行車的狀況決定了什麼才是合適的行車速度，因此在你看來，其他任何人的駕駛速度都是不合適的。

如果我以每小時70公里的速度開車，超過了一輛以每小時60公里的速度行駛的汽車，可能我應該這麼想，「嗯，對於這條路上的合理車速，平均的看法是每小時65公里。」

然而，幾乎沒人會真的這麼想。為什麼呢？

Stanford University 心理學家、新書《房間里最聰明的人》( The Wisest One in the Room)及合著者之一Lee Ross，將這個問題描述成「天真的現實主義」。他指的是一種誘人的觀念：我們以為自己看到的是世界真正的模樣，既沒有偏見，也沒有謬誤。但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錯覺，以至於一旦我們遇到了觀點與我們相左的人，我們會本能地認為對方受到了誤導，而不是意識或許我們能夠從中學到什麼。

真相是，我們都有偏見。

這些偏見決定了我們所看到的景象。一個較早的例子，1954年的研究，有關人們如何看Dartmouth College和Princeton University之間的一場大學橄欖球賽。

研究者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向達特茅斯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展示了一段比賽錄影畫面，發現他們對比賽的認知相差極大，讓人難以相信他們看到的實際上是同一段錄影帶。比如，普林斯頓的學生記下的達特茅斯學院的橄欖球隊員的犯規次數、是達特茅斯學院學生的兩倍。

後來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由Dan Kahan主持的小組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人員向學生們展示了一段遊行的片段，並且編造了一些有關這次遊行的說法。一些學生被告知，這是一次在墮胎診所前進行的反墮胎抗議遊行；其他人則被告知，這是一次在徵兵辦公室外、針對美國軍隊的抗議遊行。

儘管看的是完全一樣的片段，實驗對象對抗議者的激進程度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持自由主義觀點的學生並不擔心他們眼中捍衛同性戀權利的抗議者的行為，但他們擔心那些反墮胎抗議者的行為；持保守主義觀點的學生的看法則與之相反。儘管事實上，研究人員提出的並不是抗議活動總體上能否被接受的問題，而是有關抗議活動的一些細節的問題：抗議者是否向旁觀者大叫？抗議者是否堵住了建築物的出入口？

我們只會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我們還傾向於把那些和我們的想法和行動不一致的「笨蛋」和「瘋子」往最壞處想。

Emily Pronin等人進行的一項研究要求人們填寫一份有關各種政治問題的調查問卷。然後研究人員重新分發這些問卷，每一位參與者都會看到另外一個人的回答。之後研究人員會要求參與者描述他們回答這些問題的思路，並猜測另一個人的思路是怎樣的。

受調查者通常會說，他們受到了一些理性上的原因的影響，比如「關注事實」，那些和他們意見一致的人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機。他們認為，那些和他們意見不一致的人是在尋求「同輩的認可」，或者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

是的，我關注事實，而你卻為了同輩的認可而屈從。我衡量利弊，而你卻被遊說分子玩弄於股掌之上。

即使我們對那些與我們意見不一致的人持寬容的看法，我們的同理心也只到這裡為止。比如，我們或許會允許某人因為他們的文化背景持不同的觀點——但我們往往會認為，他們或許能夠認識到自己觀點的錯誤，而不是我們會認識到自己的觀點的錯誤。

可憐英國廣播公司(BBC)還試圖對英國全民公投決定是否退歐這樣的政治話題進行客觀中立的報導。

但是疑歐派會認為這些報導傾向於布魯塞爾，而親歐派則會抱相反的看法。雙方都會認為BBC偏頗、欺詐或者愚蠢在作怪。

這些激情澎湃的支持者在看到客觀性的時候根本不認為那是客觀。

如果任何媒體批評一種你個人欣賞的政治立場，那麼就有一個矛盾要解決了。要解釋這一分歧，一個簡單的方法是得出結論：要麼是媒體有偏見，要麼是你有偏見。

你可以猜一猜人們在本能之下會做出什麼選擇。難怪對美國媒體偏見的嚴謹研究報告指出，大多數報紙、電台或者電視台不會試圖說服他們的讀者、聽眾和觀眾；相反，它們會迎合大眾的偏見。

要對抗「天真的現實主義」很難，因為「我們客觀地看待世界」這個錯覺非常強大。

幸運的是，我自己的觀點是基於對事實的仔細分析，我的政治觀點反映的是對事實的冷靜評估，而不是出於自利、集體思維或者文化偏見。

當然，會有人比我的立場更左，他們是笨蛋。比我右的人呢？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