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電視台專訪陳文茜：人生無悔是閱讀》

我很小就得了近視眼，不只因為從小就喜歡閱讀，還包括我像狗啃骨頭，啃書的習慣。我外公有一個非常大的從福州運來的樟木書桌，這個書桌中間有個洞，小孩時的我就躲在洞裡面看書，我常常開玩笑自己是活得最久的山頂洞人。這是我最重要的童年記憶之一。

記得外公的書架上有很多書，既有日文，也有中文，我未必看得懂，但對孩子是莫大的啟發。那個時候，我會讀張愛玲的小說，沈從文的小說，魯迅的《吶喊》⋯⋯也會看表哥借回來的武俠小說，表姐借回來的瓊瑤小說。

瓊瑤跟張愛玲的作品是完全相反的：瓊瑤寫的是小情小愛，永遠都是豪門，然後孤獨，最後悲劇；張愛玲則是赤裸裸地拆穿人性的尖酸刻薄，她的文字寫得非常美，但把人心看得很透徹。

作為一個上海貴族的後代，張愛玲完全看清楚金錢是怎樣折磨一個人的靈魂，所以她能把女人的算計、家族爭奪遺產、拿身份自我炫耀等描述得淋灕盡致。很快的，我的鍾愛就轉移到了張愛玲，然後沈從文。之後海明威，之後聶魯達⋯⋯

我還會自己花錢買天文學相關的書籍，因為我從小就愛天文學，我覺得星星就是我的知己，有時候我想跟它們說話，也希望在書籍中尋求我的太空夢。

這個太空夢可以讓我的世界變得很大，它不只是我生長的台中市，不只是我的家庭，不只是我個人的境遇，不只是亞洲，甚至不只是地球。

其實每一個生命都有很多稜角，所有人的痛苦都來自於「關注自己太多」，而閱讀世界、閱讀他人、閱讀宇宙太少。

我很幸運從小愛好天文宇宙，而不是花很多時間關注自己，否則，我可能不會這麼嘻嘻哈哈地笑或者做夢。

念研究生和博士班之候，我的偏好大概都集中在大歷史和財經史。

歷史不是名詞，更不是遙不可及的過去，它是從當代洞悉未來的時光隧道。

閱讀《西方憑什麼》的同時，我會重新閲讀《極端的年代》，然後重看 18 世紀在西方、在中國發生的事，對比《西方憑什麼》這本書；也會在看完英國特使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的敘述後，讀東印度公司的歷史，然後把這些東西做一個整合，覺得自己瞬間活在乾隆皇帝快要死的時刻，或者接近火燒圓明園的年代。

所以，我所在的年代是隨著閱讀書籍的不同在變換。

我的閱讀分成兩方面，一個是閱讀別人的傳記，比如亞歷山大大帝、邱吉爾等偉人的傳記，而且，我會帶著一定的理性和一點感性去看他者的人生。

比如閱讀邱吉爾的傳記時，我會好奇他要怎麼面對把英鎊搞垮這件事，後來他當上了首相，又被拋棄，《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寫到一半的時候又回去重組內閣，他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羞辱？

看這些傳記的時候，會有一種感覺，他們就像我的鄰居一樣。這就是閱讀帶來的樂趣。

另一種閲讀，是把書合起來閱讀自己。

人需要不斷地看自己，自己是什麼？

「自己」是一個你說不出來，也不知道怎樣說的概念。就像一個千瘡百孔的石頭，你可以翻過來看，也可以翻過去看，可以挖這裡的洞，當有光照進來的時候，它會很漂亮，沒有光的時候，它好像很骯臟、很脆弱。

我的床頭通常不會只有一本書，這可能也說明我性格中的多樣性。

工作繁忙的時候，我喜歡同時放兩種書在床的左右側，右邊放一本重量級的書，左邊放一本輕鬆的書，重量級的書幫助我超越當下，愉悅輕鬆比如介紹各地歷史風貌這類的書，幫助我不焦著情緒。

至於文學尤其對詩的愛好，我從來都不曾放開。小時候，我多麼夢想成為一名詩人。

哪怕工作再忙，只要能閱讀 20 分鐘，也會幫助我把一天所有經歷、心情沈澱下來，然後第二天重生，又重新開始，這很重要。

我們必須不斷地反復閱讀，才知道人生無可取代的是什麼。